温州拆解担保圈风险时严禁“358”授信滥用

担保，是银行系信贷业务中一个普遍性的安全设置，绑定这条“安全带”，如同火烧连营典故中的安全索，一损俱损是其潜在的风险。而温州的民营经济正饱受这种风险的侵袭。

 

一名温州当地司法机构人士向记者透露，温州市政府今年计划拆解7个担保圈，有5个担保圈拆解获得重大突破，“可以称是成功拆解。”

 

司法救赎：重整资产

 

具有当地官方媒体背景的新媒体APP“温州金融”曾经发布过信息，当地总共28个担保圈，截至今年六月底，牵涉银行信贷资金507亿元。此信息随后被迅速删除。有知情人士透露，这组数据来自当地金融监管机构，属实。

 

温州是率先爆出金融危机的区域之一。此后，担保链危机，互保、联保危局等消息从杭州、江苏、上海等地纷纷浮现。

 

从监管层到银行，担保圈隐藏的风险已引起注意。7月底，中国银监会下发通知，对联保贷款进行规模限制，同时要求各银行业金融机构在10月底之前，完成对担保圈贷款的风险排查。

 

温州的率先尝试，成为了全国关注的样本，一场疏堵结合的担保圈危局化解之战正在悄然打响。

 

记者从多名担保圈处置的工作人员处了解到，拆解担保圈是当地政府主要官员的重要任务之一，从市级到部分县区，均有专门的工作组设置，小组成员由副市长到经信委、政法系统等人员组成。

 

“对担保圈内的不良企业启动司法重整是比较关键的一环。”一名司法系统的小组成员称，对于问题企业，不是简单的破产清算，而是各个部门参与协调，由法院主持，首先依法启动重整，保留和提升有价值的资产、经营渠道等。

 

比如此前爆出牵涉11亿互保资金的中城建设，其房地产城建的特级资质价值就达500万，一旦破产，这部分价值就烟消云散。另外，该公司在全国范围内还在建七八十个项目，一旦简单的破产清算，就将成为烂尾。

 

“重整也只是一种依法断链，真正救赎与帮扶脱套的，还得政府、银行等机构和部门联合协商。”前述司法界人士透露，计划中拆解的7个担保圈，由温州市政府的主要官员负责协调。

 

华泰集团救赎案例

 

在担保圈内操作比较成功的拆解案例，是瑞安的华泰集团。

 

瑞安华泰创建于1998年，是国内生产塑料薄膜的龙头企业。根据当地人士的分析，由于近年来过度投资、异地建设厂房、企业整体搬迁以及经营管理不善等，华泰集团发生巨额亏损导致资金链断裂，濒临破产。华泰集团在温州14家银行机构贷款融资共计4.09亿元，涉及担保企业5家，这5家担保企业同业在行业内颇有影响力。

 

一旦华泰集团倒下，这5家担保企业也将涉险，并引发更大范围的担保链危机。同时，该集团还为6家企业提供对外担保，涉及金额2.84亿元。

 

由此，华泰集团的资金链断裂，让11家企业被“套”进圈内。

 

华泰的“脱套计划”经过5个月的酝酿开始成型。具体的操作方案是，5家担保企业中的X集团有限公司、浙江Y电器有限公司分别承担3000万元、1500万元负债，华泰集团原主要股东“净身”退出。

 

华泰集团共有38名小股东，按原投资额得到重组企业46%的补偿后退出，华泰集团股权由X和Y以外的剩下3家主要担保企业整体收购，现股权转让手续已办理完毕，融资银行予以正常转贷，涉及的两家生产企业已恢复正常生产。

 

“358”严控授信滥用

 

在拆解担保圈风险的同时，温州对银行融资担保圈的循环形成，又启动了防御措施。一个名为“358”的银行联合行动在多场探讨后最终形成。

 

8月16日，温州市在辖区内全面实施授信总额综合管理机制，进一步防控多头授信、过度授信、过度担保等风险，对此下达了一个明确的指标，小微型企业授信银行不得超过3家，大中型企业授信银行不得超过5家，集团企业授信银行不得超过8家，简称温州“358”授信要求。各授信银行在授信总额内对企业进行授信管理，引导企业合理控制对外融资担保总额，实现银企互动、共控风险。

 

这个指标的形成，实际上是担保链危机拆解过程形成的行业性风险漏洞堵截，同时也揭示了这个在全国范围内泛滥的担保圈、联保危情的形成逻辑。

 

比如，一家年销售收入不到3000万的企业，银行业务人员为了能促成互保联保交易，对外宣称其销售额超过1亿，为其与其他企业建立互保关系。“如果市场运转优良，这是没有问题的，但现在对方资金链断裂跑路了，银行逼着互保企业还款。”与上述企业形成互保关系的企业主说。

 

互保企业原本经营状况良好，但如果要还掉巨额的互保债务，很可能陷入困境。

 

“互保、联保等担保制度本身并不是主要问题，真正的危险是超过自身能力的过度借贷。”一位企业主称。

 

“事发之前，一家企业到底有多少的授信额度，银行间对此基本是无所顾忌。温州的问题尤其严重，一些企业资产不过四五千万，却因为参与了多家银行的互保贷款项目，最后拿到了数亿贷款。”温州一国有银行高管告诉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

 

经过这几年的不良资产处置，这种问题越来越清晰的呈现出来，此前各家银行都是埋头发展业务，并未细致地观察分析企业的具体授信额度问题。于是，各种乱象在不透明的状态下不断滋生。比如部分企业通过设立关联公司互保、联保套取贷款。

 

危机爆发后，表面看起来的优良企业，实际上融资能力杠杆化扩大，海量的贷款从银行流出，但并不全部流向企业的扩大再生产或转型升级，而是大部分流向了地产、矿产、期货以及高利贷市场等获利更高的投机领域。

 

“银行不可能完全控制得了信贷的流向。”前述国有行高管感悟深刻。“温州区域和国内大部分区域相比，信贷的额度往往超过2倍。实际上，授信过度纵容了企业对资金的挥霍投资使用。”

 

温州当地一名金融监管人士透露，在危机刚发生之际，温州曾经有过一场调查，温州1100亿民间借贷的总盘子中，仅有35%用于实业经营，其他基本都用于投机。“一旦国家对这种投机领域开始进行政策调控，投机就成了被挤压的泡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