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深化改革改什么，怎么改？

  2024年《政府工作报告》（以下简称《报告》）延续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稳中求进、以进促稳、先立后破”的政策总基调，强调以科技创新、扩大内需、重大改革的“进”，促进经济大局“稳”，坚定不移推动高质量发展。针对《政府工作报告》提出的工作部署，《金融时报》记者围绕新质生产力、宏观政策、深化改革三条主线，专访了光大证券首席经济学家、研究所所长高瑞东博士。

  关注产业链供应链韧性提升和优化升级

  《金融时报》记者：2024年《政府工作报告》将新质生产力发展放在首要位置，并以此为核心，对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进行了具体部署，请问我们应该如何理解这一战略规划？
  高瑞东：首先，《报告》高度关注产业链供应链韧性提升和优化升级，产业层面的支持政策也进一步加强。其次，《报告》细化现代化产业体系和新质生产力涉及的关键领域，发展目标和实施路径更为明确。最后，《报告》单列“数字经济”段落，提出“制定支持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政策”“开展‘人工智能+’行动”“适度超前建设数字基础设施”等一系列“实招硬招”，不仅有利于进一步推动传统产业高端化、绿色化转型升级，也有助于进一步夯实以数字化、智能化新技术为核心支撑的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基础。

  《金融时报》记者：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十四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江苏代表团审议时强调，要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请您结合目前我国区域发展现状谈谈实现这一要求的着力点。
  高瑞东：我国国土面积广阔，各区域发展状况各异，区域发展差异的来源也是多方面的，包括地理位置、自然资源禀赋、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因素。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第一，要综合考虑各地区的生产要素和产业优势，统筹全国一盘棋推进传统产业升级、新兴产业壮大、未来产业培育，避免高端产业集群发展规划出现同质化竞争、重复建设等现象。第二，区域中比较优势较大、技术能力强的产业，可以由地方政府或者龙头企业主导构建区域性产业链，集中资源突破关键共性技术，加速技术落地效率。第三，在各地因地制宜、百花齐放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同时，也要加强区域间的互联互通，降低全社会物流成本，进一步促进产业结构调整和区域协调发展，避免在新一轮产业革命中，区域间经济发展水平拉开较大差异。

  实现预期目标须更好地强化财政与货币政策协同联动

《金融时报》记者：《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将2024年经济增长预期目标定为5%左右，这是考虑了促进就业增收、 防范化解风险等需要，并与“十四五”规划和基本实现现代化的目标相衔接，也考虑了经济增长潜力和支撑条件，体现了积极进取、奋发有为的要求。您认为宏观政策应如何发力，以实现5%这一预期目标？
高瑞东：为了实现这一目标，需要更好地强化财政与货币政策协同联动，更好地统筹消费和投资，实现良性循环。
  从财政的角度来看，适度发力，打开稳增长和长期经济增速预期的向上空间，为产业升级和高质量发展提供可持续的资金来源。一方面，2024年财政可用空间远高于2023年，可用资金充足，打开稳增长空间。另一方面，超长期特别国债的发行安排，有助于对冲地方投资意愿不足，提升中长期经济增速预期。
  从货币政策角度来看，2024年社融目标空间可进一步看高，更好地配合财政政策发力。《报告》强调“稳健的货币政策要灵活适度、精准有效”，延续了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相关表述。政策思路方面，主要有三大看点，一是2024年货币供应量和社融目标更为积极；二是配合财政发力；三是总量与结构性工具均会发力，节奏上有所侧重。

  深层次的改革与高水平的开放相辅相成

  《金融时报》记者：2024年《政府工作报告》要求，“推进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攻坚，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推动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请问根据《报告》，改革将围绕哪些领域深入推进？
  高瑞东：当前，百年变局加速演进，世界经济增长动能不足，我国经济大循环仍存在堵点。为更好地实现高质量发展，需要坚定不移地深化改革，解决障碍问题，激发创新活力，释放增长红利。
  具体来看，《报告》重点提及了四方面内容：
  一是激发经营主体活力，强调国有企业、民营企业、外资企业都是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力量。制度上，提出为各类所有制企业创造公平竞争、竞相发展的良好环境，同时降低企业经营成本，实施降低物流成本行动，健全防范化解拖欠企业账款长效机制。国企改革方面，提出深入实施国有企业改革深化提升行动，做强做优主业，增强核心功能、提高核心竞争力，加快国有经济布局优化和结构调整。民营经济方面，提出全面落实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包括进一步解决市场准入、要素获取、公平执法、权益保护等问题，提高民营企业贷款占比、扩大发债融资规模，加强对个体工商户分类帮扶支持。外资准入方面，提出加大吸引外资力度，继续缩减外资准入负面清单，全面取消制造业领域外资准入限制措施， 放宽电信、医疗等服务业市场准入。
  二是加快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促进生产要素合理流动，畅通国内大循环。《报告》主要提出从制度上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基础，从法律上破除市场准入壁垒与垄断行为。具体包括，制定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标准指引，统一产权保护、市场准入、公平竞争、社会信用等方面制度规则；深化要素市场化配置综合改革试点；出台公平竞争审查行政法规，完善重点领域、新兴领域、涉外领域监管规则；专项治理地方保护、市场分割、招商引资不当竞争等突出问题。
  三是谋划新一轮财税体制改革，重塑央地关系。新一轮财税体制改革，主要是解决分税制体系中，地方财政支出压力较大而收入不足的约束，我们预计改革的落脚点是，重塑央地关系，健全地方税体系，优化税制结构，进一步划分央地事权，完善转移支付体系。
  四是深化农村土地改革，积极推动新型城镇化，促进城乡融合。《报告》提出，深化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启动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30年整省试点；深化集体产权、集体林权、农垦、供销社等改革，促进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发展；大力改善农村水电路气信等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积极推进新型城镇化，加快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培育发展县域经济，补齐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短板，使县城成为新型城镇化的重要载体。

  《金融时报》记者：深层次的改革与高水平的开放相辅相成。2024年《政府工作报告》要求，主动对接高标准国际经贸规则，稳步扩大制度型开放，增强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联动效应，巩固外贸外资基本盘，培育国际经济合作和竞争新优势。您认为金融如何为高水平对外开放贡献力量？
  高瑞东：以制度型开放为重点推进金融高水平对外开放，不仅能够持续提高我国金融资源配置效率和能力，也有助于增强企业全球资源整合配置能力，提升产业开放水平和国际竞争力，更好融入国内国际双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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